
《论语》简
(汉代)
左片写着“季氏旅于”
右片写着“能救与对曰不”
内容属于《论语·八佾》篇
是儒学向西南边疆传播的直接物证
出土于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
现藏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

《论语·郑氏注》抄本
(局部,唐代)
全本长538厘米、宽27厘米、存203行
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
现藏吐鲁番市文博院(博物馆)
天山网-新疆日报记者 刘萌萌
新学期,在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七小学的课堂上,第七小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王玉红点开大屏,卜天寿《论语·郑氏注》抄本的影像徐徐呈现:“这是1300多年前,一个叫卜天寿的小学生抄的《论语》功课,旁边还写了两首打油诗——‘写书今日了,先生莫醎池(嫌迟),明朝是贾(假)日,早放学生归’。”教室里顿时笑作一团,孩子们七嘴八舌:“原来古代的小孩也不爱写作业啊!”
千里外的昆明,云南考古体验馆“探方记”互动区,初中生周子涵和同学蹲在模拟探方中,毛刷轻轻扫去浮土,一枚复刻竹简逐渐露出。讲解员的声音在耳畔响起:“这是《论语·八佾》里孔子批评季氏僭礼的一段,来自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,距今2000多年。”
《论语》全文不过万余言,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。从汉简到唐抄,从西南到西域,两群素未谋面的少年,在同一部经典里,跨越时空成为同窗。
边疆学堂书声琅
这首打油诗,出自唐代一个叫卜天寿的少年之手。王玉红上的这堂课,名为《华夏同源 盛世高昌》,是该教育集团的一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,以吐鲁番市文博院(博物馆)馆藏文物卜天寿《论语·郑氏注》抄本为核心而设计。
为了上好这堂课,王玉红和团队历时4个月走访新疆博物馆、吐鲁番市图书馆等地,查阅大量史料,反复打磨课程,希望学生们能在40分钟内,真切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深沉共鸣。
吐鲁番市文博院(博物馆)办公室负责人、馆员贠国杰介绍,卜天寿《论语·郑氏注》抄本1967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,为纸质长卷,由白麻纸分幅粘接而成,长538厘米、宽27厘米,存203行。卷面抄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注《论语》中的《为政》《八佾》《里仁》《公冶长》四篇;卷末题记曰:“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”;其后抄写《三台词》及五言诗25行,又有题记:“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 状具”;卷终尚抄录梁朝周兴嗣《千字文》首段五句。通篇偶见错讹,却恰恰真实呈现了学童的书写水平与学习状态。
关于《论语》在边疆地区的传播,西南的简牍留存了更早的记忆。2021年以来,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了5万余枚汉简,其中一片写着“季氏旅于”,另一片写着“能救与对曰不”。这与《论语·八佾》的内容(季氏旅于泰山。子谓冉有曰:女弗能救与?对曰:不能)相吻合。这两片简牍虽然信息量不多,但意义重大。
“河泊所遗址是云南已知规模最大的商周至汉晋时期中心聚落遗址,该遗址出土了5万余枚汉简,其中9枚包含《论语》内容,均属《八佾》篇。”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部工作人员胡家庆介绍,河泊所《论语》简牍最独特之处,在于它出土于汉代益州郡郡治的官署遗址,与行政文书、户籍档案在一处,是儒学随郡县制传入西南边疆的直接物证。
简牍纸卷两相证
首都博物馆东馆展区内,“疆壤益广开郡县——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”展览正展出400余件(组)珍贵文物,其中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、封泥和瓦当首次亮相北京。
展览现场,观众俯身展柜前,观看着2000多年前古人的工作与生活印迹。
“河泊所遗址最重要的性质在于它是双重身份的历史重地——既是古滇国都邑,又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。出土‘益州太守章’‘滇国相印’等2800余枚官印和私印封泥,是汉朝在此设立郡县、任命官员、行使治权的直接物证;出土带有‘益州’字样的铭文瓦当,确证了益州郡郡治的位置;户籍简的格式与中原出土的汉代户籍简相同,证明‘编户齐民’制度已在边疆推行。”胡家庆说,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表明,汉中央政权将一整套行政管理制度,系统性地推行到了益州郡。包括郡县乡里行政体系、编户齐民制度、职官与文书制度、赋役与法律制度、儒学文化等各方面,使西南边疆被系统纳入与中原一体化的国家治理框架之中。
同样的实证,也藏于卜天寿《论语·郑氏注》抄本的字里行间。
贞观十四年(公元640年),唐朝在高昌设西州,随即建立起与中原完全一致的教育体制。“唐在西域推行官学、义学并行的制度,官学由中央直接管理,义学则为民间私塾。卜天寿自署‘义学生’,证明西州设有与中原相同的私塾。”贠国杰说,《论语》抄本内容与中原教材一致,卷末所附《千字文》乃唐初学童识字课本,也印证了西州的教育制度与中原一致。《论语》已成为西域官学、私塾学生的必修课。
贠国杰认为,一个12岁的少年能熟练抄录《论语》并创作诗歌,正是中华文化深植于新疆的生动缩影。
在胡家庆看来,河泊所《论语》简牍与卜天寿《论语·郑氏注》抄本,共同勾勒出历代中央政权文化治理的完整图景:儒家经典作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教化的核心载体,深度贯穿于边疆社会的不同层面——它证明中央政权对边疆的管辖不仅是行政层面的,还有文化层面的,且一以贯之、深入持久。
胡家庆还透露,目前简牍保护整理工作仍在持续推进,他们已在石寨山考古工作站建立完整的简牍保护清理实验室,组建了约20人的专业队伍。与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合作整理第一批简牍2000余枚,计划于今年出版晋宁河泊所汉简第一册。
文物新生润无声
秋日的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现场,昔日发掘区的探方正准备回填保护,偶有工作人员穿梭其间,进行后期监测与资料整理。与遗址一墙之隔,昆明市晋宁区上蒜第一小学的读书声隐约可闻。
这所小学依托河泊所遗址这个“家门口的宝藏”,设计了遗址参观、文化体验等研学项目,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生的课外实践中,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。
胡家庆介绍,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依托云南考古体验馆,打造了“考古记”“探方记”“修复记”等互动分区,让青少年在模拟发掘中亲手“触碰”历史。同时,由该所发起的“南南考古学院”作为全国首个公共考古科普教育项目,常态化组织“我是小小考古体验官”等活动,带领学生走进考古现场。“河泊所《论语》简牍的教育转化,正将2000多年前的典籍转化为当代青少年可感、可知、可参与的鲜活历史。”胡家庆说。
文物的活化不仅停留在校园与遗址之间,更跃然于舞台之上。由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的儿童剧《唐童》中,调皮少年马天宇在博物馆触碰唐代作业本后,竟“召唤”出12岁的卜天寿,两人穿越回唐朝,观览西州盛景,感受戍边将士的家国情怀。“当现代小观众跟着剧中人齐声诵出唐诗时,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情深入心底。”正如导演任丽卿所言,此剧“为孩子写、给孩子看”。
作为首批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的文献,卜天寿《论语·郑氏注》抄本多次在北京、香港等地展出,2011年还曾登上央视《国宝档案》栏目。如今,吐鲁番市文博院(博物馆)通过“流动博物馆”进校园、常态化研学实践等方式,让文物真正走进课堂。
文物走出展柜,经典走进课堂。千里之遥,千年之隔,却同根同源——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写照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