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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个人的“绿洲”

2024-06-27 15:08:20    来源:中国青年报 【字体:

       2000年,保定师范专科学校的15名毕业生在欢送会上各自收到了一捧鲜艳的假花。他们要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且末县教书去。

  24年后,且末县的大巴扎(市场)里,依然开着许多假花店。任何想要在这里做鲜花生意的人,都要先思虑周全。即使是去它所属的地级市库尔勒进货,走新修的沙漠公路,驾车也要7个小时左右。

  这个县和安徽省的面积差不多大。它深埋于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与昆仑山脉之间,往南去是西藏,西去300余公里,就是楼兰遗址。

  由于偏远,运送到这里的一切,都要加上额外的价钱。一份大盘鸡要比沙漠之外多付几十元,而鲜花的成本,还要再加上另一层考量。这里的蒸发量大约是降水量的30倍。即便是扎在路边泥土里的鸢尾,也要折损花期。

  长久存在于这里的,无论病菌、物品或是生命,都已经通过了沙漠的筛选。

  在大漠深处生活了24年的侯朝茹——当初的毕业生、如今的且末一中教师,在去年的9月10日,接连收到了两捧湿漉漉的鲜花,来自她带出的第一届学生。

  这是他们20多年来第一次聚会。聚会是曾经“没少被收拾”的学生组织的,地点选在另一个学生开的川菜馆里。他们说,侯老师“还是那样子”,只是戴上了一副眼镜。县城就这么大,眼镜也是从学生开的店里配的。

  这里最不缺普通的学生。而扎根下来的普通老师,却像沙漠里的鲜花一样珍贵。

  “只有荒凉的沙漠,没有荒凉的人生”

  2000年,且末中学的校长段军从沙漠里走出来,辗转全国各地寻找教师。县里即将升上初中的学生有7个班,而班主任只有1个。

  在河北,他见到了一群从保定师专跑来的学生。他们不只没有见过沙漠,连招聘会也没见过。这是最后一批国家包分配的师范毕业生。

  面试是以“沙漠的标准”进行的。

  比如,“家里有几个孩子?”政教系的庞胜利回答,有5个,自己最小。他在心里纳闷:“这跟当老师有啥关系?”

  比如,“有没有谈恋爱?”体育系的女生王建超在打完一套拳后,听到这样的问题。体育老师要招两名,系里另有一个男生来应聘,招聘组把他的名字写了上去。王建超一看,不对:“他不是我男朋友。”那个名字就被撤下来,换上了她后来的丈夫王伟江。

  他们后来才意识到,在沙漠里,老师和植物一样,能有条件生活下来是最重要的。那里的植物大多根系发达。为了减少蒸腾,梭梭把全身都进化成细细的枝条,银白杨的叶片则厚实得像块羊皮,一面油滑,另一面绒绒的,躲避高温强晒。

  因此,校长段军招聘的条件有两点:要出身农村,能吃苦;要多子女家庭,不能让父母老无所依。

  这些年轻的教师后来坦言,他们当时很少有清楚而强烈的职业理想。鼓动着他们的,更多是对世界的好奇。1999年起,国家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。王建超在电视上看过宣传片,画面里有看不到头的油菜花。她想,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地方?河北的村子挨着村子,她最远只到过石家庄。而庞胜利、李桂枝、丁建新……连保定也没离开过。“到新疆是偶然,去远方是必然。”22岁的李桂枝压根儿忘记了自己不吃羊肉。

  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支持这些孩子的选择。直至出发前,王建超的母亲依然拒绝和女儿说话。为了逃避家里沉闷的气氛,李桂枝去同学家玩了5天。

  侯朝茹的选择则让父亲“强烈地自责”。侯父患病,家境贫弱,女儿的学费是父女两人一家一家找亲戚借的。侯朝茹承诺:“等毕业工作了,我还。”

  沙漠里来的校长说,那里属于“五类地区”,工资能有600多元,是河北的两三倍。侯朝茹算了算,两年就能还上借款。

  这是一场盲目、天真的探索。要去的是个什么地方,路怎么走,多数人都不清楚,也不在意。

  招聘结束后,段军回到且末骄傲地宣布,自己招到了一个“会武功”的老师。这个“会武功”的教师——面试时打了一套拳的王建超,后来拿到了专升本的录取通知书,想先去上学,毕业后再来工作。但通信实在太不方便了。她只有学校值班室的电话,又正值暑假,怎么也联系不到校长说这事。最后,只得带着一身“武功”来报到。考上学的事,她没敢跟家里提。

  2000年8月6日,火车终于把15个雀跃的年轻人带出了太行山。

  一路向西,窗外的绿一天比一天少。空气越来越干,大家不断地喝水。第三天,火车到达库尔勒,他们住了一夜,又上了汽车。去一个县城应该不会太远了,李桂枝这样想着,又看到校长搬了许多瓶装水上车。

  要进沙漠了。看到一只野骆驼,他们兴奋不已。吹来一阵沙,他们又惊呼。两边沙丘绵延不断,车子一会儿上坡,一会儿下坡,“像一叶扁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”。

  路上,他们第一次吃了新疆拌面。“一会儿就扒拉完了,大家都说吃好了,段校长又说新疆加面不要钱。呼隆一下子,大家都喊老板加面……后来,老板说面没有了。”化学系的周正国回忆道。

  车在沙漠里走了一天,依然没有到达。两旁始终是苍黄的沙。渐渐地,车里的人都不看了,也不说话。气氛越来越沉闷。到了一处驿站,学生们下车休息,看到标语:“只有荒凉的沙漠,没有荒凉的人生。”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念出声,之后又静默。在维吾尔语中,“塔克拉玛干”意指“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”。李桂枝开始有了一些恐惧感。

  第五天,车子仍在沙漠里穿行。快到黄昏时,终于离且末近了,绿意蓬勃起来,车里也重新生出豪情。有人带头唱歌,甚至有人站了起来。

  他们先是看到了一条河。因为这条河,且末自商周时期始,虽历经数次战争,两度被风沙掩埋,而文明延续至今。人们栽树、建水库,出土了世界最古老的拨弦乐器,开采出最大的和田玉石。住在乡下的学生要到县城上学,得先蹚过河。这里生活着约10万人,约70%是少数民族。

  车子驶进县城的时候,街上行人寥寥,路两旁的银白杨衬得一切干干净净。李桂枝说:“像被沙漠包围的一处世外桃源。”

  学校门前的一段土路被洒上了水。后来的乌鲁木齐警察依力亚·吾斯曼,当时的初一学生,站在校门口的队列中迎接这一批新老师。他有点摸不着头脑,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。直到高中,他才第一次走出且末县。

  跨越3300公里,山里的青年与沙漠里的少年,就这样见面了。

  仙人掌也会开花

  沙尘笼罩下的生活开始了。

  当时,这里的沙尘暴、扬沙、浮尘天气,一年之中长达两百多天。有俗语说:“一年一场风,从春刮到冬。大风埋村屯,小风石头滚。”当地人连形容椒麻鸡的辛辣美味,也说“嘴里像刮了一场风”。

  第一次经历沙尘暴,李桂枝是被呛醒的。她起身关紧门窗,接着入睡,再醒来时,嘴里是沙,脸上是沙,枕头上、被子上、碗里……屋里到处都是沙。

  在多数的浮尘天气里,风是柔和的。县城看上去只是有了一场淡黄色的雾气,不过,是一种能被牙齿感受到的雾。一呼一吸,绕不开沙。有人笑称,这里的居民每天大概能吃下一块砖。

  无论如何,15名新教师登上了讲台。他们几乎承包了初一所有科目的课程教学,其中6人担任班主任。

  学校是低矮的平房,课桌虽然凹凸不平,但配起长条凳,起码是完整的。老师的宿舍被重新粉刷,被褥用品一应俱全。“没有很大的心理落差。”侯朝茹说。

  除了王建超。在保定时,段军曾跟这位体育老师描绘过学校的塑胶操场和新建的体育馆。但到了且末,她什么也没看到,于是跑去问。段军拿出一张图纸说,别着急,就要建了。

  后来为了让家里安心,她在县城到处跑,最后站在了当时的新华书店——一栋二层小楼房前,拍了张照寄回去。

  这些新老师很快得到了学生的偏爱。

  因为气候干燥,上着课,一个坐在前排的“泥猴子”样的男孩站起来,从兜里掏出黑黑皱皱的卫生纸,对着侯朝茹说:“老师你流鼻血了。你擦一擦。”

  老师住在学校,学生周末也到学校来。假装问上一两道题,李桂枝知道,“真正的目的是找我玩”。

  “学生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好老师,他们的评价标准就是‘我喜欢’。”李桂枝坦言,“而他们的喜欢,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相近”。

  等共同的新鲜劲儿过了,才正式进入教育的过程。

  这里的孩子基础薄弱,到了中学,一些学生的拼音还没完全掌握。他们顽皮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:课堂上说话的,扔纸条的,不交作业的,理直气壮说“我不会”的,还有干脆就不来上学的。

  “当时开家长会,很多家长不来。一个学期,没有一个家长问我孩子学习怎样。”李桂枝说。

  “我想让他变好,但是没有经验,就束手无策,甚至感到厌烦。”李桂枝在她的《大漠教书日记》中写道,“学生们带着戒备的目光审视着我,我也总是带着挑剔的眼光看着他们。每天上完课,批改完作业,剩下的大把时间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”

  精神的封闭与空虚,李桂枝说“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”。

  这里和外界的沟通总是延迟。订阅的报纸要15天才能送达,“新闻当成历史看”。亲友的信件则要20多天。

  学校值班室有一部长途电话。“有急事,越打电话心越急。”辛忠起这样总结。一般的农村家庭装不起电话,要先打到村委会或邻居家,再跑去叫人。话费都付给了等待。2002年,他终于买了一部手机,但带学生去植树,又丢在了沙漠里。

  一个烦躁的下午,李桂枝离开了学校,朝着车尔臣河的方向走去。路边的野草黑黝黝的,长得杂乱无章。她想起保定校园里的草坪,嫩嫩的黄绿色,整齐可爱。“为什么且末的草是这个样子的?”

  她站在路边,想起学校里给花草浇水修理的师傅,突然有些理解了。“是要栽培的。如果学生什么都懂,也不需要老师去教。且末也不会这么缺老师。”李桂枝慢慢走回了学校。她后来才知道,仙人掌也会开花。

  看到人,是教育的关键一步

  这些老师用了24年,去探索怎样栽培且末的学生。

  学校里的老教师说:学生的起点在哪,老师备课的起点就在哪。所以一边给字词注音,一边讲课——历史老师这样做,数学老师也这样做。“知识什么时候、到处都可以学。”侯朝茹说。

  除了基础,也要充当知识的中介。“(学生们)学点地理,知道河南省大概是个什么形状,但要冷不丁问他洛阳市花,说到牡丹,他可能就不知道。”认知无法代替体验。侯朝茹说:“接触太少,没这个概念。”

  起初,这里用电紧张,常常停电,“电视机是个摆设”,学生们接收信息的渠道狭窄。报纸来了,庞胜利把新闻图片剪下来给学生看。

  2001年秋天,新的教学楼竣工,师生们搬进了有暖气、饮水机和电脑教室的楼里。2003年,学校附近开了网吧,有学生逃课去打游戏。王建超的塑胶操场则要等到2017年。每次体育比赛前,她还是要给土场地洒水。

  依力亚·吾斯曼说,是这批老师的到来,让他第一次知道了“上大学”这个选项。他考上了巴州二中,高考后去了华东理工大学,之后又上了中国刑警学院。

  这批老师带出的第一届学生,中考排名在全州靠前。这是难得的成绩。依力亚·吾斯曼说,他读初中时,很少看到高年级的学生能考到库尔勒去。“我们那一届,就跟批发一样地往那边走。”

  “教出过好学生。”庞胜利说,上北大的也有,去香港的也有。这是一个个具体的希望,证明且末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。但从整体来看,一位老师说,且末现在60%的初中生能考上普通高中,剩下的40%上职高。而这60%中的多数,都穿过沙漠往库尔勒去。近10年来,和多数县中的困境一样,且末留不住优质生源。

  这批老师后来陆续进入高中部教学。2019年,且末中学的高中部迁入新校址,独立为且末一中。新的校园看上去和外地学校没什么差别,教室都有块屏幕,随时可以上网——但封闭的角落依然存在。考题题干里的“共享单车”“口袋公园”“民宿”……都是学生可以听懂,但无法理解的概念。

  老师们不得不思考:留在这里的学生,该给他们怎样的教育?

  李桂枝在她的《大漠教书日记》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:学校开运动会,班上的艾尼江参与了1500米的长跑比赛。

  “第一圈,第二圈,他都坚持冲在第一个。班上的同学高兴地大喊,为他加油。跑到第三圈,我看出他的体力渐渐跟不上了,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第四圈,其他队员一个个都从他身边超过,不管我们再怎样为他加油助威,他都力不从心。最后,同学们也都觉得没希望了,都不再大喊,只是唉声叹气。”

  艾尼江冲到终点时,没有人去迎他。他拿了第六名,独自回来了。“很高兴地问:‘老师,我表现得还可以吧?’”

  面对艾尼江,李桂枝没有说话。“他的眼神黯淡下来,一人坐到一边休息去了。”

  “我知道,他是完全凭着意志力跑完那1500米的,可我还是对他的名次不满意。”晚上,李桂枝睡不着,翻来覆去地想,“我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?我真正关心过他吗?我在意的只是班级的成绩”。

  看到人,是教育的关键一步。李桂枝承认,这是她的学生教给她的。

  培养“普通的劳动者”

  天越来越冷了。那是他们经历的第一个沙漠里的冬天。听说这季节经常断电,蔬菜也很难买到。老师们提前备了蜡烛,买了辣椒、茄子和豇豆,煮熟后晾在房顶上,准备过冬吃。没想到一晚上被大风吹得精光。

  学生们从家里带来木柴,要在教室里生炉子。李桂枝不会,班上那个调皮到“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”的吐逊江反过来教她。

  在这一年,辛忠起留住了一个想要辍学的学生。这个学生后来考入新疆职业大学,名叫赛买提江·斯迪克——现在是且末县第六小学的副校长。

  辛忠起始终记着这个学生。当上教学管理处主任以后,他很难在学校里顺畅通行。“光楼道里走一走都好多事,走两步,停下来管一下。管了以后感觉还挺好,回去累了,睡觉了,总觉得悄然改变了些什么。”

  考出去的优秀学生不一定再回来,能成为副校长的学生也是少数。用老师们的话说,他们更多是“培养普通的劳动者”,使他们心地善良,靠自己的双手平凡地生活——且末正是这样建设起来的。

  “以前想不通,一个班45个人,作业为啥才给我交了35本?”庞胜利一开始会生气,后来发现,每本各有缘由——有些听起来像是狡辩,但或许真有这样的事实:有学生是因为跟某个老师对着干,所以不写;有些学生虽然不想写,但也不愿意抄,“他认为抄作业是没有意义的,也不诚信”。

  在这里,成绩不好的学生也可以当课代表。“关键是要培养对学科的兴趣,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。”教历史的杨广兴说。在政治课上,庞胜利告诉学生:女孩也享有继承权。“可以这样吗?”她们问。丁建新认为,物理课能让学生以科学的方式认知世界。即使他们未来种地、放牧,也能够理解和适应农业机械化。

  侯朝茹班上的“调皮学生”殷勇志,后来开着挖掘机参与了且末火车站、新机场的修建。今年,他的儿子刚走进且末二中校园。

  “如果把孩子们都带出沙漠,这一片是不是真的会成为沙漠?”侯朝茹说,“既然自古以来就有人在这里生活,为什么不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呢?”

  20多年过去,这里到处都是和他们有关的人。超市里的收银员,菜场老板,路上的交警,医院、烟草公司、幼儿园、财政局、气象局……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他们教过的学生。许多维吾尔族的家长不会说普通话,但见了他们,会说“老师”二字。

  这是庞胜利所说的,教“普通学生”的幸福——“都是身边的人”。

  学生郑婉君读完大学后,放弃了在库尔勒执教的机会,回到了且末的初中教书。她认可自己的普通:“我的文化水平也不高,也不像人家(硕士)研究生、博士毕业的,到别的地方是微不足道的。但在这里,我能做的更多。”

  她班上有个智力缺陷的男孩,一直说:“老师,我傻,我不会。”郑婉君课后把他叫到办公室,反复教他说“我不傻”,鼓励他坚持画画。

  这样的方法几乎是普适的。学校有个叫艾孜的“问题学生”,他的班主任问郑婉君:只要找不到艾孜,我就会来你办公室,他就在你这里背生物,你有什么魔力?

  “我就是表扬他。”郑婉君说。她的老师井慧芳当年正是这样做的。

  郑婉君在高一时患了脑瘤。做完手术回学校后,她的数学只考了6分,被同学说是“傻子”。父亲不舍得再让她上学,是井慧芳把她留在了学校,告诉她:“可以不写作业,但要听课,不需要考虑太多,学就行了。”

  最后,谁都没想到,“说话慢,走路慢,干事也慢”的郑婉君能考上伊犁师范大学。

  庞胜利说:“教育是要不断地给人信心。”一个成熟的老师,必须得面对现实。“要实事求是地告诉学生,你所面临的这个现状,哪些经过努力可以改变,哪些改变不了。”

  为了这些“普通学生”,老师们把自己的职业生涯逐渐交付于普通。基础题翻来覆去地讲,人生道理口干舌燥地说,考上重点学校的学生屈指可数,而微末的教育细节,又难以用绩效与考评衡量。庞胜利认为,“教育的效果,或许要等到10年、20年以后才能显现。”侯朝茹有时会问他:“咱是不是有点阿Q精神了?”

  他们到库尔勒的学校去交流,有人要把电脑上“且末一中”的字样遮掩起来,怕专业能力被人瞧不起——他们很少有机会讲解难题。但“好老师”来了,也不一定教得了这批“差学生”。年近50岁的辛忠起说,他们是真正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批老师。

  沙漠里的植株低矮,为了扎根,它们把营养都分给发达的根系。有人用“15粒来到且末的种子”来比喻他们的扎根奉献。其实,有粒“种子”说:“年轻的时候如果觉得这个地方不好,我就会走。”

  20多年过去,他们被一种惯性推着向前。或许不是志向足够坚硬,而是由于某种柔软的韧性。

  生根

  “为什么没有走?”

  这些老师提到了友谊与默契。这种默契包括:几乎每个人都动过想要离开的念头,但谁也没有告诉过对方。

  在让人动摇的原因里,环境似乎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一个。

  心思简单,又正年轻,往往不容易觉出苦来。李桂枝说,她有时觉得沙尘暴很美。当它将来的时候,天色会由黄转橙,视野越来越模糊,世界像被笼进一颗混沌的蛋黄里。风并不总是很大,有时只是树叶扰动。人在外面站一会儿,身上到处落一层沙。

  这时候,学生们仍站在操场上说话,上课铃响了,才慢慢踱回楼里。学校外面,路边的人就坐在沙雾里吃烧烤,出租车大敞着窗户载客,骑电动车的人偶尔眯起眼睛,沙子打得脸疼,也绝不戴口罩。之后,人们像扫雪一样,耐心地扫去门口、窗台上的沙土。

  “我们挺喜欢刮沙子。”曾经的学生洪万疆回忆,这是学生们最高兴的时刻——沙尘暴严重时,学校会放学。就算教室里开了灯,也什么都看不见。他们背上书包结伴回家,在路上疯跑。“多严重的沙尘暴,都不影响我出去玩。”

  这个祖籍浙江的“疆二代”,至今没见过海。“每次回老家都在下雨,哪儿也去不了!我宁愿刮10天沙尘暴,也不愿意下10天的雨。”他在武汉上大学,毕业后又回到且末,经营父亲的眼镜店。“这儿至少比较干燥。”他说。

  且末人与沙尘相处的能力,这些老师也很快习得。午休时间,如果淘气的学生去浑浊的水渠里游泳,回来时已经晒干,只需抓着他们的胳膊,指甲一抠——出现一道浅白的泥印,就可以安排罚站了。

  他们畅快地踢球。一群人跑起来,土操场上沙尘蒸腾,再踢上一脚——球消失了。一队人站在原地,等土缓缓落下去,再追过去踢。散场时,浑身都是土。

  “土嘛,扫掉就没有了。”隔年来到且末的教师姚娜苗说。“总比老家的雾霾好。”

  沙土拌在日子里,一群人工作在一块儿,下班把班上的学生从头聊到尾。吃饭在一块儿,各炒两盘菜端出来,十几个人一起吃,有时喝点啤酒。玩儿也在一块儿,周末骑着自行车去爬沙漠,找个最高的沙丘,仰面躺下,叹“渺沧海之一粟”。没有浮尘的时候,夜晚能看到透亮透亮的星星。

  接着,他们有了真正的家。

  2001年,王建超和王伟江“稀里糊涂”地买了房,总价5万多元。消息是校长段军带来的,贷款是学校帮忙跑的,王建超唯一所做的努力,是和王伟江领了个结婚证,可以优先选楼层。但楼长什么样也不知道,平房才正拆呢。段军后来坦白:“只要买了房,就说这老师肯定走不成。”

  刚来且末10天,县里就给这批老师发了当月工资。庞胜利攒了几个月,买了一台胶片相机。他与同在一个办公室的侯朝茹渐渐生出感情,决定结婚。于是在沙漠里拍了一张合影,让同乡的辛忠起暑假顺路带回去给父亲看。

  辛忠起把相片夹在卫生纸里,装进小皮包,夹在腋下——或许这动作像个老板,总之在西安火车站换乘时,包被小偷抢走了。

  2002年,他们领证结婚。从保定先后到且末的二十几位老师里,“成了7对”,大多数都没办婚礼。

  庞胜利说,那时候大家急需找到一个情感的寄托。他们了解彼此的脾性,甚至包括血型——且末县初期没有血库。为防万一,王建超临产时,同是A型血的辛忠起一直候着。“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。”庞胜利这样说。

  生活的面向不断打开、延展,他们开始为更多的人生角色负责。他们很少对自己产生歉疚的心情,但面对孩子却很容易——他们见不到牡丹花,没法去口袋公园里玩,绘画、舞蹈、钢琴、足球……那时没有这样的兴趣班。

  为了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视野开阔的母亲,侯朝茹看网课看成了近视。她学习的结论是,教育是陪伴、理解。“我们什么辅导班也没上,什么兴趣也没培养,就是陪着他玩。”

  隔绝有时候也成为一种益处,使人遵循自己的节奏。且末聚集着早年间从全国各地来开荒建设的人,糅杂着各种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。“你看着哪一点好,就可以学习它。”辛忠起说。

  老师们发现,很多维吾尔族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以鼓励为主,“总觉得自己的孩子哪里都好”。他们自信、开朗,大大方方地跳舞。在高考的心愿墙上,一位维吾尔族学生写着:“心宽福自来。”

  辛忠起的苦恼是,孩子似乎受本地环境的影响,“没什么竞争意识”。为了让孩子有一些“疆外的紧迫感”,辛忠起把她送回了河北上大学,“她说太潮湿,吃的东西太咸,没有拉条子”。

  载歌载舞的维吾尔族居民十分懂得享受当下。这里最鲜艳的颜色,是街上女人们亮闪闪的长裙。“他们把生活放在第一位,工作放在第二位。”这令辛忠起也想问,“我怎么不会玩儿呢?”

  10年前,由于工作压力,免疫功能下降,他患上了一种叫作“毛发红糠疹”的皮肤病,“像一层浆糊刷在身上又干了”。有人劝他到湿润的地方去生活,在南方,他确实感觉身上的“盔甲”软和了很多。但他坚称,这不是且末的问题。反而是在且末,他能忘掉自己是个病人,甚至忘记年龄。

  他说,如果2000年的他见到现在的自己,应该会喜欢,也会惊讶——不是因为有房有车,而是一个农民出身、有些自卑的孩子,能有现在这样内心的自足。这是被需要的价值感。

  沙漠筛选了一群人,又通过24年的隔绝,把这些简单的心志保留至今。辛忠起说,他们是典型的“大山的性格”:脾气直,笨拙,容易得罪人,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。“你可能很少听过一个人这么多年没有变。”庞胜利说,“我毕业的时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现在仍然是。”

  通路与阻隔

  在初到且末的讲台上,庞胜利就跟学生说,这里以后会通火车、会有高速公路。而底下的学生懵懵懂懂,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。政治教研组长对此评价:庞老师,你眼界太开。

  工作1年半后,李桂枝第一次回家,先是坐了12个小时的汽车到库尔勒,在火车站排队等了3天,才买到一张无座车票。在人挤人的车厢里站了4天之后,她恨恨地想:“再也不坐火车了。我再也不要回家了。”

  可沿着这长长的路,仍有新的年轻人来。近几年,且末从疆外招来了三四百名老师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也为这里源源不断带来新力量。

  2020年,志愿者郭珊在1年服务期满之后,正式留在了且末教书。她从四川来,和20年前的那批年轻人一样向往远方。不同的是,她经历过城市的繁华,知道便利的交通并不总是给人幸福。实习时每天通勤,她要在地铁里待上一两个小时。而在且末,“时间都花在了人身上”。

  且末学生的数量仍在增加,但老师总算不那么紧缺了。在退休之前,这批老教师将迎来且末中学的人口峰值。“‘硬骨头’就都被我们‘啃’掉了,‘啃’完退休。”辛忠起说。在这之后,他们想回到河北养老。

  现在,且末有了新机场,庞胜利口中的“国家环南疆铁路”规划也实现了。2022年,和若铁路通车,结束了且末没有火车的历史。同年,尉且沙漠公路也正式通车,将且末县到库尔勒市的公路距离缩短了约350公里——可回去的路仍长长的。

  为了省钱,李桂枝从来不坐飞机回家。她开车回去至少要三四天,这个时间后来被辛忠起缩短到两天半。今年年初,他接到电话,得知父亲病重,“暑假回的话可能见不到了”。他昼夜不停地开车,终于给父亲送了终。

  人到中年,父母离世,是近几年他们的隐痛。心越急切,路越漫长。辛忠起把黑白的“孝”字放在工牌的背面,每天戴着。两个月前,王建超的母亲也因病离世,她至今还处在自责中。

  这些年他们有个传统,一人回家探亲,要去看看周边的其他人的父母。丁建新就是这样发现庞胜利家的老屋失修的。寒假结束回到且末,他提醒庞胜利,是不是可以在县城给老人买一套房?庞胜利立即计划起来,“老丁给我拿了10万元,一人拿一点,凑了40多万元。”最后,房子只花了30万元。

  以前离家前,父亲总要给庞胜利写点字,让他带上。“替祖国争光,为人民服务。”庞胜利不好意思地笑笑,“在一些年轻人看来很可笑的,又不是领导题词。”

  2019年,庞父离世。庞胜利一直珍藏着一封信,是他来到且末后收到的第一封来自父亲的回信。

  信里说:“胜利:你3月9日的来信我于26号收到了,接到你的来信我万分高兴,如同你站在我的面前,高声地叫爸。”

  这个执拗的父亲写道:“以后不要提‘不孝’二字,你这是到了祖国需要你的地方。望你不要想家,不要凄凉,那里有你同去的同学。你要努力工作……为建设新疆美好将来,栽上万朵鲜花。”

 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 来源:中国青年报